故宫院刊 | 刘曙光：中国特色博物馆学体系发展与创新：脉络、现状与展望
项目时间：2024-05-21
博物馆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博物馆自诞生之初便有着较强的研究功能。博物馆学研究是博物馆研究中的重要构成，虽然同样历史悠久，但目前仍存在研究与实践脱节、专业建设不完善，学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从优化博物馆学学科专业结构、完善博物馆学理论方法体系、丰富拓展博物馆话语体系内涵与外延等方面入手，这是解决当下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代中国博物馆实践与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2月16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布了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海报。海报中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由1月27日公布的“Museums, Education, and Research”（博物馆、教育和研究），调整为“Museum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相应的中文翻译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一个“for”字的回归，使得主题从令人疑惑的博物馆、教育和研究三者并列，转变为强调博物馆之于教育和研究的服务功能〔图一〕。由此，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更加聚焦于博物馆的本质属性。从最近十余年来国际博物馆协会坚持围绕联合国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设计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的大背景来看，2024年的主题虽然仍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呼应，但今年的呼应强调了博物馆的“初心”和重要职能，更加突出博物馆的专业特性，这种“专业性”不仅能够为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也能为博物馆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什么是博物馆致力于的“研究”呢？此前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以下简称《研究生专业简介》），对《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设置的学科目录进行了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博物馆学研究生高等教育与研究的内涵与边界。这一文件为博物馆的“研究”内涵提供了中国体系的权威参考，但是仍需更进一步的思考。
博物馆是融汇教育和研究、形塑观众对世界认知的重要空间。实现这一过程的方法、理论，构成了博物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已然多有建树，成长为博物馆所致力服务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较于考古学等学科，还远未达到蔚为大观的程度，存在诸多问题有待研究与讨论。
在笔者看来，“博物馆致力于研究”的议题或许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认识：首先，是博物馆对“物”的研究，主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学科视野下对博物馆收藏的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形制、风格、年代、来源、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以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其次，是“博物馆”与“物”、“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信息学等视野下对博物馆的历史发展、性质定义、职能定位、业务活动、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以反思和总结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第三，是博物馆为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提供的一系列研究资源和研究支持，更多强调的是博物馆藏品资源、学术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利用。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第一、第二层次，尤其是第二层次，即如何做好博物馆学的研究。这一层面的研究需要进行历史的梳理、现状的剖析和体系的构建，以更好地适应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
一 中国博物馆肩负为研究服务的任务、博物馆学研究历史悠久
博物馆自诞生之初就带有深深的研究烙印，其学科史与社会公共文化发展的车辙彼此相印。就中国而言，博物馆概念引介与实践生发于社会交替、民族意识觉醒的清末民初。当时，博物馆代表着西方先进知识与理念，承担起了“开民智”的时代使命，服务公共教育。这主要表现在博物馆是当时服务学科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例如，1912年7月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了藏品资源与专业人力支持；1933年6月由蔡元培先生审定的《设置国立中央博物院计划书草案》明确建院宗旨是“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1944年，在战火中于北碚艰难筹备成立的中国西部博物馆馆内设有化学实验室，以作实验研究之用。当时博物馆为科研服务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学的学科发展和相关理论建构也正悄然发生。当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博物馆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1935年5月中国博物馆协会的成立为形成标志之一。这一时期，费畊雨、费鸿年合著的《博物馆学概论》，陈端志的《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荆三林的《博物馆学大纲》以及由曾昭燏和李济合著的《博物馆》等博物馆学著作相继出版。此时的著作大多已经具备了与当代博物馆学研究近似的内容架构，包括博物馆类型区分、藏品管理、陈列设计、公共教育等。这一时期被视为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富有希望的年代”。然而，彼时的博物馆学研究参考总结了大量西方学说和理论，学理上缺乏思辨性，未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物馆事业进入新的阶段。博物馆与研究的关系进一步被明确。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的三重性质和博物馆应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两项基本任务。“三性二务”的提出，使服务科研与服务大众形成了辩证统一的二元关系，正式规范了博物馆的研究属性和研究任务，具有中国特征和中国特色，对中国博物馆的实践与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满足“三性二务”所提出的博物馆运营管理的高要求，提升博物馆工作水平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界开启了对苏联博物馆学的系统引进和学习，翻译了一系列苏联博物馆理论著作，对中国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结合中国博物馆实践需要并以苏联博物馆学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初见端倪。
改革开放后，中国博物馆事业迎来巨大发展，与之相并行的是博物馆学研究的巨变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进一步深化。随着新博物馆学的东渐，以及博物馆实践业务中各类新技术在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等领域的运用，博物馆的研究在传承自金石学、历史学以物证史，以史说物的史学传统之外，开始大幅拓展至社会学、民族学、艺术学、人类学等领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逐渐从传统的对“物”（历史）的研究拓展到对“人”（观众）的研究，“博物馆以观众为中心”的观点逐渐崭露头角，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开始走上一条有别于传统历史研究的新道路。这一道路不仅关注博物馆的内部运作，也关注博物馆与社会、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的互动，不仅借鉴和吸收国外的博物馆学理论和方法，也反思和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博物馆学思想和实践。
二 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问题观察
在为科研领域做出贡献的同时，我们的博物馆学研究却并不尽如人意。早在1995年，苏东海先生便指出博物馆的科研功能正在日益萎缩，学科地位日益下降。时至今日，博物馆的科研功能虽有发展，但却落后于中国博物馆实践，也逊色于相近学科的发展进程，成为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之一。
（一）博物馆学研究与实践存在脱节和隔阂
在国家的博物馆定级评估、运行评估工作中，学术研究占据着重要的评价板块。但从最近几次的评估结果来看，研究工作正在成为众多博物馆普遍的短板与弱项，研究成果少，学术成分少，质量等级不高。这既体现在对于文物及文化遗产的研究上，也体现在对于博物馆学理论和应用研究上，两者都暴露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中存在着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
正如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史论派与史料派的争论一样，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中似乎也存在着以博物馆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派”和以博物馆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实践研究派”的区别。直至今日，博物馆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仍然困扰着不少中国博物馆学人。然而，不论观点有何差异，目前来看，博物馆学研究有无理论的支撑，俨然已被视为衡量文章质量及深度的关键标准。博物馆学是一门以实物和实践为基础的学科，脱离了博物馆物与博物馆实践，便不能被称为博物馆学，但如果被认为有实践而无理论，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下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一个显像是，将西方研究成果抑或其他学科现有理论引入博物馆领域，这既是新博物馆学东渐以来博物馆学研究习惯的余韵，也是博物馆学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传统延续。部分博物馆学研究中往往首先介绍某种理论，再以中国博物馆或国外博物馆实践中的某些案例加以佐证。研究者往往关注研究中的各种理论与观点，而不大注意支撑这些理论的博物馆实践是否恰如其分，也更加不关注这些理论是否果真可以指导中国博物馆实践。为了理论而谈理论、甚至强制使用其他学科理论的情况屡见不鲜；引入理论、嫁接实践工作的文章，更是俯仰可拾，不堪卒读。
与一味追求“生搬硬套”运用新理论的研究不同，博物馆学研究同样还存在着较为保守的传统研究思路。在现有的博物馆机构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文物本体及相关历史的“器物学”研究成果占据很大比重，它们一方面与其他历史、考古研究机构的文物研究没有明显区别，未能彰显博物馆的学科特色；另一方面则与博物馆的展览、教育、宣传等实践工作脱节，未能服务于博物馆运营开放工作，同样脱离了博物馆实践。
（二）博物馆学专业建设亟须完善
随着博物馆实践的发展与专业分类的逐渐细化，“博物馆”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地位已被初步承认，这是博物馆学学科建构迈出的重要一步。自中国恢复学位制度以来，已先后于1983年、1990年、1997年、2011年、2022年颁布了五个版本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从研究生教育的角度来看，博物馆学的专业名称也经历了从“博物馆学（含：文物学、古器物学）”到“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到“文物与博物馆学”再到“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以及“博物馆”的转变，体现了博物馆学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展和丰富。
但是，博物馆学的学科地位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过分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观点，难以形成自身的学科特色和优势。相比之下，曾与博物馆学关系密切的文物学率先取得了交叉学科的地位，博物馆学依旧被归类为历史学。2022年版的目录中，“博物馆学”既出现在“考古学”下属六个二级学科中的“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中，也被赋予专业学位类别的地位，和考古学、世界史、中国史等一级学科并列在历史学门类中。尽管再次赋予博物馆独立的学科门类地位，但却因其“专业学位类别”的身份而失去博士培养资质；《研究生专业简介》也指出“博物馆”为强调应用型、技能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这意味着，当下学科专业规划中，博物馆学被定位为理论研究性质相对较弱的应用型学科，难以满足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体系有待建设
当下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尚未完善，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博物馆学研究尚未提出一套既符合中国特色实践，又结合理论前沿的完整的博物馆学体系。纵观其他学科的发展，体系建设至关重要。优秀的专业体系建设，能够弥合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存在的间隙，为专业研究提供发展方向与建设框架，是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基石。博物馆学学科交叉的路径与方式并不明晰，学科的核心研究对象与研究边界仍未厘清。这不仅制约着中国博物馆学的发展，也同样成为博物馆事业的掣肘。
三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文化强国建设和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内在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赋予博物馆人的崇高使命，是解决当下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更是新时代中国博物馆实践与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厘清基础概念，完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
博物馆学是一门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学科，它不仅要求博物馆实践具有综合性，也要求博物馆学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这是博物馆学未来成为一级学科的重要基础，也是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前提。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厘清和完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的基础概念：
第一，开展博物馆史与博物馆学史研究。认识、发掘与阐释中国博物馆百余年发展实践及博物馆学变迁的历史文脉，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博物馆学这门尚在建设当中的学科的知识谱系架构与行业发展脉络。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博物馆学者对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他们普遍将博物馆展览、教育、宣传等内容纳入博物馆学研究范畴，这一影响一直持续至今；1949年北京大学开设的博物馆学专修科的课程设置中，已经出现了现代美术、近代工艺美术、科学概论等超越史学传统、横跨文理的专业课程〔图二〕。这些对博物馆史与博物馆学的研究，能够为当下博物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第二，优化博物馆学学科专业结构。博物馆学学科专业结构涉及到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等问题。在现有研究中，通常认为博物馆学包含应用博物馆学、理论博物馆学等分支学科。《研究生专业简介》则将博物馆学的专业内涵分为博物馆藏品、博物馆展览、博物馆教育服务、博物馆运营管理、博物馆资源拓展等五个领域，这些已有成果为博物馆学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从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建构的角度出发，基于博物馆学的跨学科性质，或许可以将博物馆学学科专业结构划分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三类。其中基础学科包含博物馆的元理论建构、基础理论研究、运行规律研究等涉及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核心问题；新兴学科则涵盖了博物馆学关注的前沿问题，如智慧博物馆、人工智能与博物馆、博物馆与可持续发展等；交叉学科主要包括博物馆学的跨学科研究，如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信息学、博物馆管理学、博物馆社会学等。相较于传统学科结构而言，“基础－新兴－交叉”的专业层级明确了博物馆学研究对象，从学科结构层面弥合了实践与理论的间隙，同时兼顾了博物馆学的跨学科属性，有利于博物馆学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第三，处理好博物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博物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问题，它涉及到博物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边界、学科借鉴等方面。首先，要处理好博物馆学与相近学科的关系，尤其是在目前专业学科设置中将文物与博物馆学分离的情况下，要厘清博物馆学与文物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异同和联系，明确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避免重复或混淆，实现互补或协作。其次，要处理好博物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博物馆实践的现实需求和现有研究来看，博物馆学研究与艺术学、教育学、建筑学、信息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这些学科有些历史悠久，有些正在建设中，但都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成果。博物馆学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这些学科的优势和经验，同时也要明确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科贡献，实现学科交流和学科创新。
（二）理论与实践结合，建设博物馆学学术体系
从学理角度来看，系统梳理、建构成熟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是建立博物馆学学术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博物馆学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分而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从学术团体的角度来看，大力建设与发展协会（学会）、学刊、学人，则能为博物馆学学术体系的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与支撑。
第一，完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应该是基于一个基本原理演绎而来的体系化的理论，同时也是基于中国博物馆实践的理论提升。它应该把自己奠基于西方博物馆学理论与中国博物馆学传统，结合中国博物馆实践的中国经验与问题，建立起属于博物馆学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应该包含博物馆学的理论概念、思想、理论、观点、学说、原理，还应该包含中国博物馆实践发展相关特色问题的研究。
第二，完善博物馆学方法体系建构。方法体系能够有效指导和规范博物馆学的研究方式与路径，为具体研究工作的实施提供切实可用的工具支持。首先，博物馆学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方法论建设，是学术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应当注重以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分析中国博物馆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的复杂问题。其次，作为历史学下的专业学科类别，博物馆学方法体系建构应当遵循历史学的一般原则与规范，注重通过对史料的考据与文物的分析，展示与揭露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并建立起其与当代社会、与观众之间的联系。再次，作为交叉学科，博物馆学应当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倡导多种方法论的融会贯通。最后，博物馆学方法体系的建构应当在上述方法论的基础上，基于人（观众）与物（藏品）在认识论层面的矛盾，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法论，这是现阶段博物馆学方法体系建构的重要目标。
第三，壮大学术团体，加强博物馆学协会（学会）、学刊、学人的发展与建设。博物馆学理论的探讨、博物馆实践的发展以及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涉及到国家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博物馆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中国博物馆协会、省市博物馆学（协）会、博物馆学术期刊、博物馆学人的多方参与与合作。自2022年起，中国博物馆协会依托“腾博基金”，实施科研课题资助计划，为中国博物馆界打造新的学术思辨、研究探讨、成果共享的优质科研平台；启动“腾博学者国际访学计划”“高校青年教师支持计划”，旨在培育一批兼具国际视野、博物馆学理论素养与实务能力的博物馆青年学人，从队伍建设角度助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博物馆学术人才体系建设。近年来，一批专注于博物馆学研究的学术期刊如《中国博物馆》《东南文化》《博物院》《文博学刊》及《策展研究》等不断发展，建设数量质量双优学术期刊体系的努力成果显著。这些期刊不仅为我国博物馆学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有力的引领，也为博物馆实践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相较于考古学、中国史等其他历史学学科，博物馆学还存在期刊数量少、总体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博物馆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备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带头人还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话语权。当下的中国博物馆学学术体系建设，需要学术造诣高深的权威学者群体带头组织学术活动、开展人才培养、拓展学术领域、引领博物馆学研究。此外，培育、扩大学术共同体规模也是强化博物馆学人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相较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中国博物馆的行业体量并不逊色，但学术共同体较小，且有相当多的博物馆人游离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之外，这是博物馆学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动数量众多的博物馆与博物馆上下游产业从业者从事博物馆学研究，能够有效扩大博物馆学学术共同体，壮大博物馆学话语声音，对博物馆学学术体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三）赓续中华文脉，丰富博物馆学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不仅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点，也为博物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丰富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博物馆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结合。
第一，丰富话语内涵，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博物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考虑博物馆行业的特殊性。博物馆本身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力量，这就使得博物馆学话语体系不单单要从学科学术属性出发，更要立足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强调保护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再发掘、再认识，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加话语主体性和原创性，丰富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内涵。
第二，立足时代主题，完善彰显中国风格的博物馆学话语体系。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强调文化遗产价值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辐射力和引领力；在中国特色博物馆学探索中助力文博实践，在当代中国的博物馆实践中创新博物馆学话语体系。中国博物馆学应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基础，对博物馆所负时代使命所需解决的问题做出解答，发出关于博物馆时代问题的学术声音。为文物（藏品）保护研究的单一管理体制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与现代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双重管理体制并存的转化发声献策。
第三，拓展话语外延，构建展现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博物馆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不但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立足中国博物馆实践，更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优秀的博物馆实践与博物馆学研究成果。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拓展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外延。博物馆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还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要在国际学术界展现博物馆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推动中国博物馆学的国际化发展，提高中国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更要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研究，强调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和传播力的本质提升，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四 结语
2023年11月，首届中国博物馆学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一次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中华优秀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学习会、研讨会，同时也高度关注中国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正式提出了要努力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经过120多年发展的中国博物馆与博物馆学研究，已经到了系统总结、归纳、建设博物馆学三大体系的重要时期。中国博物馆人应该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新使命的晨曦中，在中国博物馆实践蓬勃发展的土壤中，逐渐建构、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五、五化模式助力中国特色智慧博物馆建设
广州欧科作为“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智慧博物馆建设先行者，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创新探索与实践应用，并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完整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应用技术、理论、方法——文化遗产五化模式“数字化、知识化、可视化、故事化、心域化”，并成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等知名博物馆实践应用，助力中国智慧博物馆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博物馆学。
未来，广州欧科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锚定提升中华文化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结合中国博物馆实践的经验和中华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用“五化”模式努力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让中国故事更加生动、中国形象更加鲜活、中华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让中华文明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与世界共享。
文章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
［作者单位：刘曙光，中国博物馆协会；梅海涛，上海大学（博士生）］
中国特色博物馆学体系发展与创新：脉络、现状与展望
——基于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的思考
刘曙光 梅海涛
2月16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布了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海报。海报中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由1月27日公布的“Museums, Education, and Research”（博物馆、教育和研究），调整为“Museum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相应的中文翻译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一个“for”字的回归，使得主题从令人疑惑的博物馆、教育和研究三者并列，转变为强调博物馆之于教育和研究的服务功能〔图一〕。由此，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更加聚焦于博物馆的本质属性。从最近十余年来国际博物馆协会坚持围绕联合国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设计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的大背景来看，2024年的主题虽然仍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呼应，但今年的呼应强调了博物馆的“初心”和重要职能，更加突出博物馆的专业特性，这种“专业性”不仅能够为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也能为博物馆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图一〕 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海报
什么是博物馆致力于的“研究”呢？此前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以下简称《研究生专业简介》），对《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设置的学科目录进行了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博物馆学研究生高等教育与研究的内涵与边界。这一文件为博物馆的“研究”内涵提供了中国体系的权威参考，但是仍需更进一步的思考。
博物馆是融汇教育和研究、形塑观众对世界认知的重要空间。实现这一过程的方法、理论，构成了博物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已然多有建树，成长为博物馆所致力服务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较于考古学等学科，还远未达到蔚为大观的程度，存在诸多问题有待研究与讨论。
在笔者看来，“博物馆致力于研究”的议题或许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认识：首先，是博物馆对“物”的研究，主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学科视野下对博物馆收藏的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形制、风格、年代、来源、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以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其次，是“博物馆”与“物”、“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信息学等视野下对博物馆的历史发展、性质定义、职能定位、业务活动、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以反思和总结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第三，是博物馆为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提供的一系列研究资源和研究支持，更多强调的是博物馆藏品资源、学术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利用。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第一、第二层次，尤其是第二层次，即如何做好博物馆学的研究。这一层面的研究需要进行历史的梳理、现状的剖析和体系的构建，以更好地适应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
一 中国博物馆肩负为研究服务的任务、博物馆学研究历史悠久
博物馆自诞生之初就带有深深的研究烙印，其学科史与社会公共文化发展的车辙彼此相印。就中国而言，博物馆概念引介与实践生发于社会交替、民族意识觉醒的清末民初。当时，博物馆代表着西方先进知识与理念，承担起了“开民智”的时代使命，服务公共教育。这主要表现在博物馆是当时服务学科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例如，1912年7月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了藏品资源与专业人力支持；1933年6月由蔡元培先生审定的《设置国立中央博物院计划书草案》明确建院宗旨是“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1944年，在战火中于北碚艰难筹备成立的中国西部博物馆馆内设有化学实验室，以作实验研究之用。当时博物馆为科研服务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学的学科发展和相关理论建构也正悄然发生。当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博物馆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1935年5月中国博物馆协会的成立为形成标志之一。这一时期，费畊雨、费鸿年合著的《博物馆学概论》，陈端志的《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荆三林的《博物馆学大纲》以及由曾昭燏和李济合著的《博物馆》等博物馆学著作相继出版。此时的著作大多已经具备了与当代博物馆学研究近似的内容架构，包括博物馆类型区分、藏品管理、陈列设计、公共教育等。这一时期被视为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富有希望的年代”。然而，彼时的博物馆学研究参考总结了大量西方学说和理论，学理上缺乏思辨性，未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物馆事业进入新的阶段。博物馆与研究的关系进一步被明确。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的三重性质和博物馆应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两项基本任务。“三性二务”的提出，使服务科研与服务大众形成了辩证统一的二元关系，正式规范了博物馆的研究属性和研究任务，具有中国特征和中国特色，对中国博物馆的实践与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满足“三性二务”所提出的博物馆运营管理的高要求，提升博物馆工作水平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界开启了对苏联博物馆学的系统引进和学习，翻译了一系列苏联博物馆理论著作，对中国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结合中国博物馆实践需要并以苏联博物馆学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初见端倪。
改革开放后，中国博物馆事业迎来巨大发展，与之相并行的是博物馆学研究的巨变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进一步深化。随着新博物馆学的东渐，以及博物馆实践业务中各类新技术在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等领域的运用，博物馆的研究在传承自金石学、历史学以物证史，以史说物的史学传统之外，开始大幅拓展至社会学、民族学、艺术学、人类学等领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逐渐从传统的对“物”（历史）的研究拓展到对“人”（观众）的研究，“博物馆以观众为中心”的观点逐渐崭露头角，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开始走上一条有别于传统历史研究的新道路。这一道路不仅关注博物馆的内部运作，也关注博物馆与社会、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的互动，不仅借鉴和吸收国外的博物馆学理论和方法，也反思和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博物馆学思想和实践。
二 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问题观察
在为科研领域做出贡献的同时，我们的博物馆学研究却并不尽如人意。早在1995年，苏东海先生便指出博物馆的科研功能正在日益萎缩，学科地位日益下降。时至今日，博物馆的科研功能虽有发展，但却落后于中国博物馆实践，也逊色于相近学科的发展进程，成为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之一。
（一）博物馆学研究与实践存在脱节和隔阂
在国家的博物馆定级评估、运行评估工作中，学术研究占据着重要的评价板块。但从最近几次的评估结果来看，研究工作正在成为众多博物馆普遍的短板与弱项，研究成果少，学术成分少，质量等级不高。这既体现在对于文物及文化遗产的研究上，也体现在对于博物馆学理论和应用研究上，两者都暴露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中存在着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
正如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史论派与史料派的争论一样，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中似乎也存在着以博物馆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派”和以博物馆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实践研究派”的区别。直至今日，博物馆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仍然困扰着不少中国博物馆学人。然而，不论观点有何差异，目前来看，博物馆学研究有无理论的支撑，俨然已被视为衡量文章质量及深度的关键标准。博物馆学是一门以实物和实践为基础的学科，脱离了博物馆物与博物馆实践，便不能被称为博物馆学，但如果被认为有实践而无理论，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下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一个显像是，将西方研究成果抑或其他学科现有理论引入博物馆领域，这既是新博物馆学东渐以来博物馆学研究习惯的余韵，也是博物馆学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传统延续。部分博物馆学研究中往往首先介绍某种理论，再以中国博物馆或国外博物馆实践中的某些案例加以佐证。研究者往往关注研究中的各种理论与观点，而不大注意支撑这些理论的博物馆实践是否恰如其分，也更加不关注这些理论是否果真可以指导中国博物馆实践。为了理论而谈理论、甚至强制使用其他学科理论的情况屡见不鲜；引入理论、嫁接实践工作的文章，更是俯仰可拾，不堪卒读。
与一味追求“生搬硬套”运用新理论的研究不同，博物馆学研究同样还存在着较为保守的传统研究思路。在现有的博物馆机构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文物本体及相关历史的“器物学”研究成果占据很大比重，它们一方面与其他历史、考古研究机构的文物研究没有明显区别，未能彰显博物馆的学科特色；另一方面则与博物馆的展览、教育、宣传等实践工作脱节，未能服务于博物馆运营开放工作，同样脱离了博物馆实践。
（二）博物馆学专业建设亟须完善
随着博物馆实践的发展与专业分类的逐渐细化，“博物馆”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地位已被初步承认，这是博物馆学学科建构迈出的重要一步。自中国恢复学位制度以来，已先后于1983年、1990年、1997年、2011年、2022年颁布了五个版本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从研究生教育的角度来看，博物馆学的专业名称也经历了从“博物馆学（含：文物学、古器物学）”到“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到“文物与博物馆学”再到“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以及“博物馆”的转变，体现了博物馆学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展和丰富。
但是，博物馆学的学科地位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过分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观点，难以形成自身的学科特色和优势。相比之下，曾与博物馆学关系密切的文物学率先取得了交叉学科的地位，博物馆学依旧被归类为历史学。2022年版的目录中，“博物馆学”既出现在“考古学”下属六个二级学科中的“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中，也被赋予专业学位类别的地位，和考古学、世界史、中国史等一级学科并列在历史学门类中。尽管再次赋予博物馆独立的学科门类地位，但却因其“专业学位类别”的身份而失去博士培养资质；《研究生专业简介》也指出“博物馆”为强调应用型、技能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这意味着，当下学科专业规划中，博物馆学被定位为理论研究性质相对较弱的应用型学科，难以满足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体系有待建设
当下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尚未完善，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博物馆学研究尚未提出一套既符合中国特色实践，又结合理论前沿的完整的博物馆学体系。纵观其他学科的发展，体系建设至关重要。优秀的专业体系建设，能够弥合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存在的间隙，为专业研究提供发展方向与建设框架，是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基石。博物馆学学科交叉的路径与方式并不明晰，学科的核心研究对象与研究边界仍未厘清。这不仅制约着中国博物馆学的发展，也同样成为博物馆事业的掣肘。
三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文化强国建设和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内在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赋予博物馆人的崇高使命，是解决当下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更是新时代中国博物馆实践与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厘清基础概念，完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
博物馆学是一门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学科，它不仅要求博物馆实践具有综合性，也要求博物馆学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这是博物馆学未来成为一级学科的重要基础，也是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前提。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厘清和完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的基础概念：
第一，开展博物馆史与博物馆学史研究。认识、发掘与阐释中国博物馆百余年发展实践及博物馆学变迁的历史文脉，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博物馆学这门尚在建设当中的学科的知识谱系架构与行业发展脉络。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博物馆学者对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他们普遍将博物馆展览、教育、宣传等内容纳入博物馆学研究范畴，这一影响一直持续至今；1949年北京大学开设的博物馆学专修科的课程设置中，已经出现了现代美术、近代工艺美术、科学概论等超越史学传统、横跨文理的专业课程〔图二〕。这些对博物馆史与博物馆学的研究，能够为当下博物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图二〕 1949年北京大学博物学专修科所开课程清单
第二，优化博物馆学学科专业结构。博物馆学学科专业结构涉及到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等问题。在现有研究中，通常认为博物馆学包含应用博物馆学、理论博物馆学等分支学科。《研究生专业简介》则将博物馆学的专业内涵分为博物馆藏品、博物馆展览、博物馆教育服务、博物馆运营管理、博物馆资源拓展等五个领域，这些已有成果为博物馆学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从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建构的角度出发，基于博物馆学的跨学科性质，或许可以将博物馆学学科专业结构划分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三类。其中基础学科包含博物馆的元理论建构、基础理论研究、运行规律研究等涉及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核心问题；新兴学科则涵盖了博物馆学关注的前沿问题，如智慧博物馆、人工智能与博物馆、博物馆与可持续发展等；交叉学科主要包括博物馆学的跨学科研究，如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信息学、博物馆管理学、博物馆社会学等。相较于传统学科结构而言，“基础－新兴－交叉”的专业层级明确了博物馆学研究对象，从学科结构层面弥合了实践与理论的间隙，同时兼顾了博物馆学的跨学科属性，有利于博物馆学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第三，处理好博物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博物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问题，它涉及到博物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边界、学科借鉴等方面。首先，要处理好博物馆学与相近学科的关系，尤其是在目前专业学科设置中将文物与博物馆学分离的情况下，要厘清博物馆学与文物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异同和联系，明确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避免重复或混淆，实现互补或协作。其次，要处理好博物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博物馆实践的现实需求和现有研究来看，博物馆学研究与艺术学、教育学、建筑学、信息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这些学科有些历史悠久，有些正在建设中，但都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成果。博物馆学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这些学科的优势和经验，同时也要明确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科贡献，实现学科交流和学科创新。
（二）理论与实践结合，建设博物馆学学术体系
从学理角度来看，系统梳理、建构成熟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是建立博物馆学学术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博物馆学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分而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从学术团体的角度来看，大力建设与发展协会（学会）、学刊、学人，则能为博物馆学学术体系的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与支撑。
第一，完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应该是基于一个基本原理演绎而来的体系化的理论，同时也是基于中国博物馆实践的理论提升。它应该把自己奠基于西方博物馆学理论与中国博物馆学传统，结合中国博物馆实践的中国经验与问题，建立起属于博物馆学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应该包含博物馆学的理论概念、思想、理论、观点、学说、原理，还应该包含中国博物馆实践发展相关特色问题的研究。
第二，完善博物馆学方法体系建构。方法体系能够有效指导和规范博物馆学的研究方式与路径，为具体研究工作的实施提供切实可用的工具支持。首先，博物馆学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方法论建设，是学术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应当注重以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分析中国博物馆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的复杂问题。其次，作为历史学下的专业学科类别，博物馆学方法体系建构应当遵循历史学的一般原则与规范，注重通过对史料的考据与文物的分析，展示与揭露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并建立起其与当代社会、与观众之间的联系。再次，作为交叉学科，博物馆学应当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倡导多种方法论的融会贯通。最后，博物馆学方法体系的建构应当在上述方法论的基础上，基于人（观众）与物（藏品）在认识论层面的矛盾，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法论，这是现阶段博物馆学方法体系建构的重要目标。
第三，壮大学术团体，加强博物馆学协会（学会）、学刊、学人的发展与建设。博物馆学理论的探讨、博物馆实践的发展以及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涉及到国家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博物馆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中国博物馆协会、省市博物馆学（协）会、博物馆学术期刊、博物馆学人的多方参与与合作。自2022年起，中国博物馆协会依托“腾博基金”，实施科研课题资助计划，为中国博物馆界打造新的学术思辨、研究探讨、成果共享的优质科研平台；启动“腾博学者国际访学计划”“高校青年教师支持计划”，旨在培育一批兼具国际视野、博物馆学理论素养与实务能力的博物馆青年学人，从队伍建设角度助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博物馆学术人才体系建设。近年来，一批专注于博物馆学研究的学术期刊如《中国博物馆》《东南文化》《博物院》《文博学刊》及《策展研究》等不断发展，建设数量质量双优学术期刊体系的努力成果显著。这些期刊不仅为我国博物馆学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有力的引领，也为博物馆实践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相较于考古学、中国史等其他历史学学科，博物馆学还存在期刊数量少、总体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博物馆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备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带头人还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话语权。当下的中国博物馆学学术体系建设，需要学术造诣高深的权威学者群体带头组织学术活动、开展人才培养、拓展学术领域、引领博物馆学研究。此外，培育、扩大学术共同体规模也是强化博物馆学人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相较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中国博物馆的行业体量并不逊色，但学术共同体较小，且有相当多的博物馆人游离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之外，这是博物馆学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动数量众多的博物馆与博物馆上下游产业从业者从事博物馆学研究，能够有效扩大博物馆学学术共同体，壮大博物馆学话语声音，对博物馆学学术体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三）赓续中华文脉，丰富博物馆学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不仅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点，也为博物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丰富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博物馆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结合。
第一，丰富话语内涵，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博物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考虑博物馆行业的特殊性。博物馆本身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力量，这就使得博物馆学话语体系不单单要从学科学术属性出发，更要立足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强调保护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再发掘、再认识，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加话语主体性和原创性，丰富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内涵。
第二，立足时代主题，完善彰显中国风格的博物馆学话语体系。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强调文化遗产价值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辐射力和引领力；在中国特色博物馆学探索中助力文博实践，在当代中国的博物馆实践中创新博物馆学话语体系。中国博物馆学应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基础，对博物馆所负时代使命所需解决的问题做出解答，发出关于博物馆时代问题的学术声音。为文物（藏品）保护研究的单一管理体制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与现代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双重管理体制并存的转化发声献策。
第三，拓展话语外延，构建展现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博物馆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不但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立足中国博物馆实践，更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优秀的博物馆实践与博物馆学研究成果。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拓展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外延。博物馆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还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要在国际学术界展现博物馆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推动中国博物馆学的国际化发展，提高中国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更要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研究，强调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和传播力的本质提升，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四 结语
2023年11月，首届中国博物馆学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一次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中华优秀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学习会、研讨会，同时也高度关注中国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正式提出了要努力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经过120多年发展的中国博物馆与博物馆学研究，已经到了系统总结、归纳、建设博物馆学三大体系的重要时期。中国博物馆人应该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新使命的晨曦中，在中国博物馆实践蓬勃发展的土壤中，逐渐建构、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五、五化模式助力中国特色智慧博物馆建设
广州欧科作为“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智慧博物馆建设先行者，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创新探索与实践应用，并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完整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应用技术、理论、方法——文化遗产五化模式“数字化、知识化、可视化、故事化、心域化”，并成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等知名博物馆实践应用，助力中国智慧博物馆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博物馆学。
未来，广州欧科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锚定提升中华文化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结合中国博物馆实践的经验和中华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用“五化”模式努力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让中国故事更加生动、中国形象更加鲜活、中华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让中华文明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与世界共享。
文章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
［作者单位：刘曙光，中国博物馆协会；梅海涛，上海大学（博士生）］
